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在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教育报告会上的报告全文
时间：2014-09-25 来源：宣传部
志存高远 身体力行
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科学美德。战国时齐于临淄设“稷下学宫”，治官礼、议政事，著书立说，可以说是当时的高等学府与文化中心。其中已经蕴含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尚。事实上，科学作风一直是在提倡的，例如各个学校制定的校训很多都是这方面的至理名言。
我今天不讲大道理，我作为一个建筑学人，自1946年执教于清华大学，至今已经68年，只想将一些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所得到的体会与同学们讨论。
第一，理想与立志。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理想，立志是人一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要思考我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有何作为？有何抱负和志趣？想要从事什么专业？这在中学进入大学时必然要有所考虑，从大学进入研究生时代更需要进一步思考。立志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成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想而一步步顿悟、提升，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方向是与我青少年时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的。我1922年出生于古都金陵，当时国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7月27日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燃烧至翌日清晨因降雨始息。我敬爱的前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遇难。战乱苦痛的经历激发了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最终断然选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
第二，选择。一个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的志愿，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机遇、变迁，甚至有无限的偶然性，国家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变迁，乃至家庭中的细小问题都会引人转向，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回顾我的经历，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求学，1950年学成后，应梁先生信中说到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召唤，力辞种种诱惑，毅然从尚为英国盘踞的香港、在军警挟持下取道回国，投身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中。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中的耕耘和收获；1983年，我年满60，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当时张维校长邀请我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只有半间屋子、一张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如今已经整整30个春秋，30年中我与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当时若前往深圳，今生后期的工作则又会是另一番光景。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回顾过往，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
第三，坚持。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是坚持还是退却？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不论是年少时读书求学，还是年长后的研究与实践，几乎处处都有需要面对的困难，也难免遭遇挫折。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影响而气馁，这里希望与大家以宗白华之语共勉：“不因困难而挫志，不以荣誉而自满”（宗白华《徐悲鸿与中国绘画》），要立志、要选择，在选择的道路上更要有不惧困难的坚持。
第四，榜样。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我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都幸得良师指点。1940年进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师从我国建筑领域的先驱鲍鼎、杨廷宝、刘敦桢、徐中等诸位先生。1946年自云南抗日战场回到重庆，又幸得梁思成先生赏识，获邀参与协同创办建筑系。1948年经梁先生推荐赴美求学，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里尔•沙里宁。除了诸位“良师”，还有诸多“益友”作为榜样。植物学家吴征镒是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我在20世纪40年代即在清华园中与他结识。当时我们同居住在工字厅，隔院窗口相对。他当时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1946年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被害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鞭笞时局，我后来参加“教联会”的工作，与他多有往来，才初步辨明时局。吴征镒当时事实上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去了解放区，解放前夕代表党组织接收清华大学，并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等。他的一生，参与了革命运动，最终回到自己的学术抱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在为学、为人、为事中给予我心灵上的感染，令我敬佩不已。
以上主要讲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关于师生关系，我执教多年，颇有些切身体会。韩愈《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老师最基本的职责。同时，他还有两句话未必引起了太多注意，即学生也可以超过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两句话无论对教师和学生都非常重要，在学生刚入学时，老师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进行启蒙、指导与引领，若干年后，学生的学识能力不断发展，便不只是师生关系，而是学术事业上的战友、同道。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委任科学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大会文件，这一任务匆匆落在我身上，当时时间紧迫，又有其他任务，助手中只有一名学地理出身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帮忙。当时的工作情况：我每天清早将晚上写好的稿件交给他，由他在白天整理，晚上他再交给我，我继续在深夜赶稿，如此往复，终于形成《北京宣言》。这一文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并认为超出了“宣言”，被定名为《北京宪章》。这也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至今通过的唯一宪章。它说明师生共同在重大课题中合作，教学相长，成为共同战线的挚友，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名曾协助我工作的博士生现在也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副所长。
第五，顿悟。回顾几十年的学术人生，我深切地体会到科学理论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时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不断注意现实问题与学术发展的情况，进行知识累积、比较研究、借鉴启发，逐步“发酵”，得到顿悟。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以下几个顿悟可以与同学们交流。
顿悟一：建筑学要走向科学。
顿悟二：从“广义建筑学”起步，从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顿悟三：“人居环境科学”的追求，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
顿悟四：人居环境科学涉及诸多学术领域，要走向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
对于青年学人，我认为理性上对科学道德、科学伦理等似乎不难理解，关键在于身体力行。现在社会舆论的各个方面对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宣传屡见不鲜，相关的书籍、文章也很多，但是让人痛心的是，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些人也许并非对道理不理解，而是没有切实地将其落实到一己的心灵与行动中。因而，我想强调的是，必须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从经典的哲理转化为一己之行动指南、行为通则，唯有此，才能慢慢地内化为属于你自己的精神财富，并且会在逐步“顿悟”中加深体会，并不断加强信念，持续前进。
中国拥有博大精深的传统科学美德。战国时齐于临淄设“稷下学宫”，治官礼、议政事，著书立说，可以说是当时的高等学府与文化中心。其中已经蕴含了学术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风尚。事实上，科学作风一直是在提倡的，例如各个学校制定的校训很多都是这方面的至理名言。
我今天不讲大道理，我作为一个建筑学人，自1946年执教于清华大学，至今已经68年，只想将一些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所得到的体会与同学们讨论。
第一，理想与立志。一个人的一生不能没有理想，立志是人一生不断前进的动力。要思考我这一生到底想要做什么？想要有何作为？有何抱负和志趣？想要从事什么专业？这在中学进入大学时必然要有所考虑，从大学进入研究生时代更需要进一步思考。立志往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着成长的经历、所见所闻所想而一步步顿悟、提升，当然，其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我之所以选择建筑事业作为一生的追求方向是与我青少年时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关系的。我1922年出生于古都金陵，当时国家正值内忧外患，中国大地战火连连，苦难深重。1937年南京沦陷，我随家兄流亡重庆，于合川继续中学学业。记得1940年7月27日高考结束的那天下午，合川城遭遇日军空袭，大火一直燃烧至翌日清晨因降雨始息。我敬爱的前苏州中学首席国文教员戴劲沉父子遇难。战乱苦痛的经历激发了我重建家园的热望，最终断然选择进入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学习。
第二，选择。一个人的一生不知要走过多少“十字路口”，一个弯转错了就很难回到过去的志愿，因此道路的选择至关重要。人生中有太多太多的机遇、变迁，甚至有无限的偶然性，国家的发展、社会经济的变迁，乃至家庭中的细小问题都会引人转向，甚至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回顾我的经历，有几次重要的“十字路口”：1948年我经梁思成先生推荐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求学，1950年学成后，应梁先生信中说到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的召唤，力辞种种诱惑，毅然从尚为英国盘踞的香港、在军警挟持下取道回国，投身到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中。现在想来，如果当时留在美国，便没有此后几十年在中国建设领域中的耕耘和收获；1983年，我年满60，从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行政岗位上退下，当时张维校长邀请我前往深圳大学创办建筑系，我婉拒了他的盛情，坚持和一名助教，在只有半间屋子、一张书桌、两个坐凳的条件下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如今已经整整30个春秋，30年中我与研究所的同志们共同开展了一系列人居环境科学的研究与实践，当时若前往深圳，今生后期的工作则又会是另一番光景。类似的情况一个人一生不知要经历多少，回顾过往，我自审之所以没有“转错”大方向，很大程度上还是与早年“立志”相关。
第三，坚持。人生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是坚持还是退却？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不论是年少时读书求学，还是年长后的研究与实践，几乎处处都有需要面对的困难，也难免遭遇挫折。年轻人很容易受到挫折的影响而气馁，这里希望与大家以宗白华之语共勉：“不因困难而挫志，不以荣誉而自满”（宗白华《徐悲鸿与中国绘画》），要立志、要选择，在选择的道路上更要有不惧困难的坚持。
第四，榜样。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良师益友会起到重要的影响。我在求学的各个阶段都幸得良师指点。1940年进入中央大学建筑系后，师从我国建筑领域的先驱鲍鼎、杨廷宝、刘敦桢、徐中等诸位先生。1946年自云南抗日战场回到重庆，又幸得梁思成先生赏识，获邀参与协同创办建筑系。1948年经梁先生推荐赴美求学，师从世界著名建筑大师伊里尔•沙里宁。除了诸位“良师”，还有诸多“益友”作为榜样。植物学家吴征镒是2007年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获得者，我在20世纪40年代即在清华园中与他结识。当时我们同居住在工字厅，隔院窗口相对。他当时公开身份是民盟成员，在1946年清华大学纪念闻一多被害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他鞭笞时局，我后来参加“教联会”的工作，与他多有往来，才初步辨明时局。吴征镒当时事实上是清华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后来去了解放区，解放前夕代表党组织接收清华大学，并参与中国科学院的筹备等。他的一生，参与了革命运动，最终回到自己的学术抱负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在为学、为人、为事中给予我心灵上的感染，令我敬佩不已。
以上主要讲良师益友的重要性。关于师生关系，我执教多年，颇有些切身体会。韩愈《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这是老师最基本的职责。同时，他还有两句话未必引起了太多注意，即学生也可以超过老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两句话无论对教师和学生都非常重要，在学生刚入学时，老师可以发挥比较大的作用，进行启蒙、指导与引领，若干年后，学生的学识能力不断发展，便不只是师生关系，而是学术事业上的战友、同道。以我自己的经历为例，有件事值得一提，1999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召开，我被委任科学委员会主席，负责起草大会文件，这一任务匆匆落在我身上，当时时间紧迫，又有其他任务，助手中只有一名学地理出身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帮忙。当时的工作情况：我每天清早将晚上写好的稿件交给他，由他在白天整理，晚上他再交给我，我继续在深夜赶稿，如此往复，终于形成《北京宣言》。这一文件获得大会一致通过，并认为超出了“宣言”，被定名为《北京宪章》。这也是国际建协自1948年成立至今通过的唯一宪章。它说明师生共同在重大课题中合作，教学相长，成为共同战线的挚友，推动学术的发展。这名曾协助我工作的博士生现在也已经成为清华大学教授，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副所长。
第五，顿悟。回顾几十年的学术人生，我深切地体会到科学理论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时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不断注意现实问题与学术发展的情况，进行知识累积、比较研究、借鉴启发，逐步“发酵”，得到顿悟。我的学术道路上有以下几个顿悟可以与同学们交流。
顿悟一：建筑学要走向科学。
顿悟二：从“广义建筑学”起步，从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
顿悟三：“人居环境科学”的追求，有序空间与宜居环境。
顿悟四：人居环境科学涉及诸多学术领域，要走向科学、人文、艺术的融汇。
对于青年学人，我认为理性上对科学道德、科学伦理等似乎不难理解，关键在于身体力行。现在社会舆论的各个方面对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宣传屡见不鲜，相关的书籍、文章也很多，但是让人痛心的是，学术不端、学术腐败的现象仍时有发生，这些人也许并非对道理不理解，而是没有切实地将其落实到一己的心灵与行动中。因而，我想强调的是，必须志存高远、身体力行，从经典的哲理转化为一己之行动指南、行为通则，唯有此，才能慢慢地内化为属于你自己的精神财富，并且会在逐步“顿悟”中加深体会，并不断加强信念，持续前进。